自1543年意大利建立比萨植物园以来，现代植物园已经有近500年历史^[8]，而直到20世纪初我国才诞生了现代植物园 ^[9]，近百年的时间里我国植物园数量增长迅速，但整体建设水平与科研社会效益均较为低下，存在盲目模仿国外建园方式，发展同质化等现象^[10]，因此建设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植物园体系势在必行。

目前加入中国植物园联合保护计划（ICCBG）的植物园共121个（登记的原为122个，现北京植物园与中科院北京植物园已合并），将其与中国主要植被类型对比，可见我国植物园的空间分布极不均匀，呈现东南部及南部区域多，东北、西北部及中西部区域少，沿海密集，内陆稀疏的特征（见图1a）；再者，这些植物园多分布于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和暖温带落叶阔叶林植被带，两类林带分别建有植物园72个和29个，其保护对象重叠度较高；而温带草原、热带雨林与季雨林以及温带荒漠植被带地区的植物园较少，温带针叶和落叶阔叶混交林、寒温带针叶林以及青藏高原高寒植被带目前尚无植物园分布（见图1a、b；图2）。

图  1  中国植物园、植被类型与保护植物地理分布

Figure 1.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map of China botanical gardens, vegetation types, and protected plants in China

图  2  中国植物园在不同植被带的分布状况

Figure 2.  Distribution of China botanical gardens in different vegetation zones

结合图1c我国保护植物的地理分布以及前人对于红线保护植物地理分布的研究，可知保护植物主要集中在东南、西南部以及中部部分山区，具体来说，包括横断山区、云南西双版纳地区、云南东南部及广西西南部、海南岛南部地区、贵州和广西二省交界山区、湖北西南部和湖南北部、秦岭山区以及浙江局部山地和福建武夷山地 ^[11，12]。结合图1a可见西南地区的重要植被类型与特色植物群落存在较大的保护空缺，故现有植物园布局难以实现保护不同生境植物多样性的总体目标。

从植物园的运营管理部门来看（见图3），上述植物园由地方政府、国家级与地方级研究所、高校、企业等部门分管或合管（台湾、澳门植物园未加入中国植物园联合保护计划，此处不予统计），反映出我国植物园隶属混杂、多头管理、缺乏部门协作的乱象^[10]。隶属关系的混乱与植物园建园基础不同有关，除了少数新建植物园外，有些为苗圃或综合公园改建，有些由植物研究院所发展而成，有些由高校自建，还有些本身就是自然保护区的一部分，它们的建设管理部门与运营方式也各不相同，因此难以按照统一标准建造^[13]。这使得目前植物园之间水平差异较大，只有22%的植物园有引种和迁地保护的数据档案管理，多数植物园仅以旅游和休闲娱乐为主^[10]；而具有科研功能的植物园，也存在对象同质化、专类园类型单一、科普教育功能不强、对薄弱产业攻克力度不够等问题^[10,14]。

图  3  各省植物园管理部门分布现状

Figure 3.  Distribution status of subordinate departments of China botanical gardens in various provinces

另一方面，政府对于植物园建设运营的参与度较高（达24个省份），而企业的参与度较低，仅有宁夏、福建等7个省份的植物园有企业参与，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植物园资金来源的单一。从部分中国植物园的年度收入组成与英国皇家植物园的对比可见（见图4），我国植物园的收入主要依赖政府拨款与事业收入，而营利性经营与社会募捐的资金来源极为薄弱。然而，随着我国植物园系统的发展和升级，植物园运营和开展科研科普活动亟需大量资金投入，仅靠政府财政支持难以为继，资金问题将长期制约我国绝大多数植物园的功能和发展。

图  4  中国部分植物园与英国皇家植物园年度收入来源对比

Figure 4.  Comparison of annual income sources between some botanical gardens in China and the Royal Botanical Garden in UK

许多发达国家虽未明确建立完整的国家植物园体系，但设有若干集中国家经济科研核心力量进行重点建设的大型植物园，并以该植物园为中心辐射带动周边小型植物园，如英国以英国皇家植物园、爱丁堡皇家植物园和威尔士国家植物园为核心，形成“一园引领，多园共进”的多层次渐进格局^[20]。我国广阔的国土面积、跨多植被带的复杂地形地貌以及参差不齐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仅靠北京和华南两个国家植物园难以满足对植物资源的保护、科研和开发利用的需求，亦难以复制西方国家的大型单体国家植物园模式；因此，需要综合考虑自然环境、社会条件和国家发展战略等，构建以国家植物园为核心、区域植物园为枢纽、城市植物园为网络的立体化系统，三级植物园功能互补、科研转化、资金循环，共同实现植物园体系的综合功能与价值。

建议我国植物园体系可依照如下步骤进行建设。

1）制定植物园评估标准并对现有植物园进行评级。

本篇文章提出的中国特色植物园体系首先需要依据一定的评价指标对现有植物园进行评分，根据分值与植物园所处地理区位、经济条件、科研力量、人才储备等现实因素将其划分为国家级、区域级和城市级，按照其隶属关系和重要性将国家级与区域级植物园纳入国家植物园体系。

目前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和世界自然基金会(IUCN-BGCS,WWF)、国际植物园保护联盟BGCI和国际植物园协会(IABG)均提出了植物园界定与认证的标准^[21]，我国目前的植物园评价体系包括中国科学院植物园评价体系以及黄宏文等制定的《中国植物园（树木园）质量评定与等级划分标准》，前者从保护、科研、人才、开放、开发5个方面制定了定量评价指标，后者以活植物收集与专类园区、科学研究、植物资源利用、教育与旅游为4个一级指标，其下包含了26个二级指标以及106个三级指标^[10]。参考各项评级指标将植物园等级清楚划分，有助于从国家层面对其进行统筹管理。

2）增设新植物园补充现有保护空缺。

对比我国植物园分布与植被带、保护植物分布图（见图1）可知目前植物园分布集中在东南沿海，在西南以及西部地区的特色植被类型区域存在较大空缺，因此应当在空缺部分以及保护植物分布丰富地区增设或改扩建新的国家级或区域级植物园，提高植物园网络对特色或重要植物资源的覆盖。

3）将国家植物园与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或自然公园结合，采取“主园+卫星园”的辐射带动模式。

就地和迁地保护是植物多样性保护的两种主要方式，目前我国“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自然公园”的就地保护体系建设已取得重要进展^[22]，国家植物园可采用“主园+卫星园”的建设方式将就地保护与迁地保护相结合，在部分国家公园与自然保护区中生态基地良好、植物多样性丰富的区域建设植物园就地保护区，而将植物园的主园区设置在人流密集、经济发达的城市地区。例如英国皇家植物园的主园邱园（Kew Gardens）位于开发程度高且人流量大的伦敦三区西南角，2019年参观人数超过了200万人次，其卫星园韦园（Wakehurst）设置于西苏塞克斯郡，同年参观人数仅30余万人次^[23]，前者除植物保护外还是面向公众进行植物展示、科普教育的主力；后者则依靠原生地形进行不同类型植物群落的就地保护以及外来植物的迁地栽培^[23]。我国华南国家植物园也包括了位于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的鼎湖山树木园（肇庆）和华南植物园（广州），前者以就地保护的自然森林生态系统为研究对象，后者以迁地保护和引种栽培的植物为研究对象 ^[24]。北京国家植物园与百花山国家自然保护区合作，将野外仅存两株的百花山葡萄（Vitis baihuashanensis M.S. Kang & D.Z. Lu）迁往园中成功繁育并返迁野外复壮其种群，实现了对该物种的长期监测和信息收集共享^[25]。

我国各区域与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科研技术力量与人才储备量也差别较大，如果所有植物园都依赖政府资金投入并具备优良的科研水平是不现实的，因此不同等级的植物园应差异化发展，各有侧重，形成特色。

1）发挥国家植物园的牵引作用，着重攻克科研瓶颈。

国家植物园代表着国家最顶尖的植物科研保护水准，对外承担国际交流，对内承担统领区域、城市植物园的责任。目前我国即便是由科学研究院发展而来的植物园，其科研与开放程度相比国外仍存在较大差距。科学研究是植物园发展的原动力，发达国家的国家级植物园均设有实力雄厚的科研专职部门或团队，并发掘自身优势形成特色。如英国爱丁堡植物园以杜鹃花的分类、杂交繁殖与地理分布研究闻名，在19世纪末就成了杜鹃花研究中心，4个园区内收集的杜鹃品种高达800余种，包括了大部分的温带种和已知热带种的1/3^[26]。因此，对于定位为种质资源保护、研发试验和国际学术信息交流的中国国家植物园，应强化科研功能，攻克技术难关，形成自身研究优势与特色。

2）发挥区域植物园地带性植被保护优势与纽带作用。

区域植物园与国家植物园同隶属于国家植物园体系，其科研可侧重于特色植被的保护以及特色植物研发，将地带性植被保护作为其建设要点与特色，致力于打造热带植物园、高山植物园、荒漠植物园等地域特征浓厚的植物园区。此外，区域植物园作为链接国家植物园与城市植物园的纽带，对上与国家级植物园进行科研信息与技术的交流，对下作为地区统领带动城市植物园，形成区域植物园群共同发展。

3）发掘城市植物园特色，着重发挥其社会效益。

城市植物园由于设备与人才条件有限，在科研方面相对薄弱，却在发扬地方社会效益方面具有极大优势，因此可以侧重于其面向社会的综合功能和经营性活动，包括植物展示、亲子活动、野外露营等，并在园区内部发展特色鲜明的专类园，如濒危植物园、工业植物园、芳香植物园等。目前我国植物园的公众开放程度与科普水平较弱，主要表现为科普设备落后、教育水平低下、科普形式单一等^[10,27]，不能充分激发人们对于植物研究和保护的兴趣。城市级植物园可从实现科普活动常态化入手,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多样化科普形式，提高科普的趣味性，同时强化学校教育与植物园科普教育的结合,增强科普的专业性、实践性、学科性。

耦合三级植物园功能，根据植物园特色针对性地选取运营方式，实现多部门多产业协调发展，形成“研发-成果-收益”良性循环。国家级与区域级植物园依托国家科研机构，其核心功能为技术性较强的科学研究、资源植物引种驯化、珍稀濒危植物保育遗传和回归等；城市级植物园科研基础较弱但社会服务功能显著，以民众科普教育与休闲娱乐为主要任务。三级植物园各自发挥优势功能，形成良性互补，其中国家级植物园与区域级植物园应形成科学研究和成果转化的纽带，区域级植物园的优势在于对地区特色物种的保护，二者互补互助，共同推进植物保护工作。相应地，城市级植物园可与区域级植物园共同构成区域植物园群，区域级植物园的应用性研究成果流向城市级植物园，后者可以与前者分享成果转化带来的收益。

1）开展全国植物园普查，获取各省以及自治区植物园的详细资料。

要进行植物园分级定位首先需掌握现有植物园信息，包括面积、隶属、功能区分布等基本情况以及研究内容、科研力量、园区收入、项目资金来源等详细资料。2017年全球约有3300个植物园，其中195个在中国^[28]，而目前加入中国植物园联合保护计划的植物园仅占62%，且部分植物园的信息不完整不准确。现有植物园资料的缺失是我国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的绊脚石，因此通过开展植物园基本情况调查掌握现有全国植物园详细信息是建设科学植物园体系的基础。

2）完善相关规章制度和标准，为植物园建设与发展提供政策支持。

我国尚未出台关于国家植物园的专项政策，其评定标准与细则也较为模糊，这严重制约了我国植物园体系的发展，需要尽快制订官方的植物园评定细则，明确植物园的定义、分类、分级标准等，并对植物园的招标、融资、运营等方面做出规定，确保植物园后续稳定发展。

3）引导政府投资与社会资本结合，多部门合作形成灵活的“PPP”运营模式以拓宽植物园资金渠道。

PPP（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模式是常用的社会资本参与方式之一，在减轻政府财政负担的同时可以提高社会资本的使用效率^[29]。该模式能使政府和市场的优势互补又相互制衡，适用于具有社会属性和经济属性双重属性的公共产品领域^[30]。目前PPP模式已广泛应用于城市公园建设领域，在解决公园建设资金周转失灵、管理缺位、效率低下等问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其在项目管理、社会管理、运营服务等方面的优势还有助于吸引各类资本持续参与到项目中^[31]，有效推动了公园绿地的可持续发展。就我国而言，建设覆盖全国的植物园体系、提升植物园质量、活化植物园功能等都需要巨大的资金投入，尤其是发展城市植物园还可能给地方政府带来较大资金压力。因此要实现各级植物园的可持续发展，适当的市场化和商业化运营是十分必要的，PPP模式恰好能够解决这方面的需求。

社会资本可根据植物园的类型与区位灵活调整参与的方式与程度。国家和区域级植物园数量少且以非营利性的基础研究和人才培养为主要目的，社会资本可参与到应用型研究中并分享研究转化带来的效益；城市级植物园数量较多，尤其是位于人口密集区域的植物园，更需要吸纳社会资本参与其建设和运营。如英国皇家植物园采取科研、教育、科普与应用相结合的整合模式^[19]，活动收益和社会捐赠超过了政府补助（图5）；美国植物园除了主管部门拨款、公益捐赠和项目经费，也能通过开展培训类和租赁类活动筹集可观的资金^[32]。我国社会捐赠事业相比欧美国家尚不成熟，因此应将植物园的创收重点放在活动经营上，如儿童教育、活动承办、课程培训等，并协同管理机构、企业、公益组织等构建多方参与体系，实现多元化资金筹措与多产业发展共赢。因条件制约不宜开展大规模社会活动的植物园，则可在资源植物的应用与开发领域和企业深化合作，形成产研一体化发展，如药用植物园可与药品研发企业合作。

图  5  2016-2020年英国皇家植物园资金来源

Figure 5.  Funding sources of the Royal Botanical Garden in UK from 2016 to 2020

但是也应注意的是，在深入社会资本的同时务必明确各方权责，完善激励机制。太原、泉州、衡水等地植物园曾尝试引入PPP模式，但由于相关法规缺失、监管混乱、专业化机构与人才缺乏等问题，最终均陷于困境^[33,34]。以PPP模式进行植物园运营存在投资时间长、风险大、融资程序繁琐等缺点，因此政府需要制定健全的规范体系，担任好监督者的职责，保障好参与各方的利益，必要时可建立第三方监管机构以保证项目顺利运行。如此，政府部门为企业提供良好市场环境，企业为政府解决资金短缺、设施建设要求迫切等问题，才能实现多方共赢。

国家植物园的设立反映出我国对植物种质资源的日益重视，而单独的国家植物园难以在我国广袤的地域内完成覆盖全国的植物多样性保护，其社会服务效益也无法辐射到偏远地区，因此建设合理的植物园网络体系势在必行。提出“国家-区域-城市”的植物园分级模式，前二者构成国家植物园体系，与城市级植物园耦合，共同构成以国家植物园为核心的中国特色植物园体系；在区位、功能和发展等方面均需突出国家植物园的核心地位，调整并耦合各级植物园布局和功能，形成良性有机整体。并将植物园建设与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等紧密结合，以开展普查、完善立法、加快政府职能转换、引入社会资本等综合手段以实现各级植物园的社会效益和可持续发展，推进中国特色植物园体系的发展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