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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绒蒿属(Meconopsis)植物别名喜马拉雅罂粟、蓝罂粟，隶属罂粟科(Papaveraceae)，最早于19世纪初由Viguier(1814)识别并建立，之后该属的分类地位经不断更新完善，至2014年英国植物学家Grey-Wilson[1]记载绿绒蒿属植物共79种均分布于青藏高原及其毗邻地区，其中我国58种[2]。谢红岩[3]研究发现绿绒蒿属源自高山罂粟组(sect.meconella)，随大陆板块运动迁移至青藏高原地区。青藏高原的地质变迁过程形成了独特的气候、土壤、生物等环境条件，原始绿绒蒿经各自所处生境分化形成如今的绿绒蒿属[3]。
与其近亲罂粟属(Papaver)一样，绿绒蒿有着艳丽的外表。其花瓣姿态优美，花型硕大，花色丰富多样，在园艺界具有较高地位。绿绒蒿特殊的生长环境则令它拥有了空灵出尘的美感和些许神秘的气质，有“高山精灵”、“荒野丽人”等美誉[4]。此外，绿绒蒿还是一种重要的药用植物资源，有着消炎镇痛的药效，最早在《月王药诊》便有记载，千百年来在西藏地区广泛应用[4]。然而，作为在我国集中分布的一类兼具宝贵观赏与药用价值的高山野生花卉，近年来其生存情况却并不容乐观。其原因体现在多个方面，首先，绿绒蒿是我国传统藏医药的重要原材料之一，近年来藏药产业和经济发展带来的过度资源开采及其他人类活动造成的生境破坏使绿绒蒿种群规模维持面临挑战[5-6]。另外，绿绒蒿属植物是随着青藏高原的隆升和气候干冷化过程而逐渐演化形成的[5]，在当今全球变暖背景下，该属植物面临着脱适应(deacclimation)的挑战；且绿绒蒿作为多年生单次结实植物，其对环境变化的快速应对(可塑性)和适应能力较弱，难以快速适应环境的变化，使得种群繁殖扩增出现瓶颈[3]。同时，近年来许多种绿绒蒿种群规模锐减，有的种已面临灭绝的危险，如红花绿绒蒿(M. punicea)被列为国家二级保护植物，全缘叶绿绒蒿(M. integerifolia)被列为一级濒危藏药，尼泊尔绿绒蒿(M. napaulensis)也被列入保护植物名单[7]。因此，对绿绒蒿属种质资源的研究和保护工作亟待开展。
然而，目前对绿绒蒿的研究多集中于药理作用及化学成分等领域，园林价值及应用方面研究报道较为零碎，缺乏系统性。梳理其园林应用价值与应用进展，一方面有利于推进对绿绒蒿宝贵园林价值的认识与开发，提升我国园林花卉资源质量水平，另一方面可提高对绿绒蒿植物资源的关注度，促进绿绒蒿种质资源的科学利用与保护。因此综合分析了绿绒蒿属植物的园林应用价值，整理了其园林应用现状，并汇总梳理了其生态学等方面研究进展，旨在总结其现有研究成果，分析存在问题并讨论对策，以期为该类群植物宝贵的园林应用价值开发和珍稀种质资源保护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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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绒蒿在1903年被英国植物学家E.H.Wilson带入欧洲，他先后引进了我国的全缘叶绿绒蒿和榴叶山绿绒蒿(M.pumlia)，其后又有堇香绿绒蒿(M.vialacea)、五脉绿绒蒿(M. quintuplinervia)等[8]。经过人工栽培育种，绿绒蒿于1926年英国皇家园艺协会(Royal Horticultural Society)春季展亮相并引起广泛关注。G.Taylor于1936年发表了以大花绿绒蒿(M. grandis)为母本，藿香叶绿绒蒿(M. betonicifolia)为父本的人工杂交种“铃寇”(Lingholm)，并成功在邱园(Royal botanic gardens，Kew)和爱丁堡皇家植物园(Royal botanic garden，Edinburgh)广泛种植。此外，日本的高山植物园也有人工种植绿绒蒿的报道[4]。
绿绒蒿在全球范围受到追捧的理由，多半归结于其特色鲜明的花。绿绒蒿花色丰富多样，除黄色、白色之外还有特殊的蓝色、蓝紫色、紫红色、粉红色、红色、酒红色等。花瓣数量一般在4−10之间，呈碗状或碟形。花序变化较多，从大型的伞状或总状圆锥花序，到具苞片的总状花序、无苞片的总状花序以及特化成单花的基生花葶。其中，大型伞状花序、总状圆锥花序及总状花序的花朵开放顺序是自上而下逐一开放。而单花的种类则是靠近中央的花葶先抽出开花，边缘的花后开放。虽同为一属，各种绿绒蒿花的形态、颜色、数量都是不同的，可以满足不同的园林配置需要。此外，绿绒蒿属植物具有特色鲜明的叶，莲座状叶丛呈浅绿色，颜色醒目且带有短而粗的毛[9]，宛如 “护花使者”一般与其艳丽的花形成鲜明的对比，颇有种“只可远观，不可亵玩”的意味。
中国作为世界园林花卉之都[10]，拥有丰富的野生观赏花卉资源，绿绒蒿等野生观赏花卉是我国园林植物种质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绿绒蒿的园林应用研究，对提升我国野生观赏花卉园林应用水平，丰富园林造景多样性有重要意义。有助于解决目前国内园林绿化普遍存在的景观同质化、材料单一化等问题[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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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绿化景观设计中，花卉的景观效果良好且应用范围广泛。在城市广场花坛、小型花坛、屋顶绿化、野生植物专类园、人工湿地、景点边坡绿地等方面有较多的应用[11-12]。而植物造景方面，园林设计多注重植物的色彩配置，在园林花卉的色彩应用上，白色、粉色、黄色、红色为常见色，蓝色系、紫色系植物则较少。而绿绒蒿属植物如藿香叶绿绒蒿、总状绿绒蒿(M. racemosa)等都是蓝紫色花，其独特的花色与中国的传统观赏花卉结合，可使造景的色彩更为丰富[13]。花卉经过配置后，不仅可以为环境增添蓬勃气息，同时可成为某个地域内的文化标志物。绿绒蒿属植物作为高原地区特有的野生观赏花卉，在园林建设中具有独特的作用，能充分体现地域特征及地域文化价值。如全缘叶绿绒蒿，其植株形态和药用价值都与西藏传统文化中描述的“格桑花”相符[14]，有着独特的民族文化内涵。如能将其应用于城市绿化，有助于丰富目前城市规划设计所缺少的地域文化特色。
中国传统社会文化以和谐、中庸、含蓄为主调[15-16]。绿绒蒿在极端环境下顽强成长的无畏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所缺少的部分，其园林应用能丰富中国传统赏花审美情趣和精神感受。这也是绿绒蒿所拥有的独特园林艺术价值之一。
1.1. 观赏价值与引种
1.2. 应用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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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形态学特征，1814年Viguier以西欧绿绒蒿(Papaver cambricum)花朵中央的柱头与罂粟属(Papaver)存在差异而从罂粟属中分出，建立绿绒蒿属(Meconopsis)。1906年Prain以植株的毛被为依据将绿绒蒿属分为2组9系，最早建立了本属的分类系统[1-2]。Fedde在1909年和1936年发表了两个绿绒蒿的分类系统，二者均以植株是否有毛被及毛被是否分支等特征分为2亚属。1936年版与1909年版相比除增加2系8种(28种变为36种)外基本无变动。1934年G.Taylor的专著(An Account of the Genus Meconopsis: New Flora and Silva ltd)记载了绿绒蒿41种并以是否具有花柱盘分为2亚属。1980年吴征镒、庄璇对国外绿绒蒿属分类系统进行了总结[2]，并对绿绒蒿属植物茎、叶、花序、花柱盘特征进行分析，找出了一些规律性变异的特征，如绿绒蒿叶从具基生叶和茎生叶到无茎生叶仅有基生叶。茎从高大具分枝到不分枝至最后发展成无茎的基生花葶等。通过整理归纳这些规律性的变异特征，做出了一套更能反映类群主要器官进化发展趋势的分类系统[17]。2014年英国植物学家Grey-Wilson在其编辑出版的专著(The Genus Meconopsis. Blue Poppies and Their Relatives)中将绿绒蒿属分为四个亚属(Meconopsis、Grandes、Discogyne和Cumminsia)。与旧的分类系统对比，Meconopsis较为接近Fedde(1909)对绿绒蒿的分类系统中的sect. meconopsis和Taylor(1934)分类系统中的subsect. meconopsis。而Discogyne与Fedde、Taylor的分类系统一致。但Grey-Wilson的分类方式比前两者的又更加深入与细化，在亚属(subgen)、组(sect)下加入了更小的分类单元“系”(“ser”)[2]。同时，该专著(The Genus Meconopsis. Blue poppies and their relatives)中记载绿绒蒿在中国分布有58种，较2008年出版的中国植物志(Zhang & Grey-Wilson，2008)记载的43种多出15种[2]。
2016年王文采[1]将Grey-Wilson记载的绿绒蒿分类系统中的椭果绿绒蒿(M. chelidonifolia)、柱果绿绒蒿(M. oliverana)2种从原绿绒蒿属(Grey-Wilson，2014)移出，加入蒿枝七属(Cathcartia)。并发表了3个新种；1.狭瓣绿绒蒿(M.angustipetala)，川西绿绒蒿(M. henrici)的近缘种，二者相比新种叶片较小，无毛，花瓣呈条状倒披针形。2.短丝绿绒蒿(M. brachynema)，隶属于滇西绿绒蒿系(ser. Impeditae)(2014，Grey-wilson)，与该系其他种区别在于披针状条形花瓣和较少、较短的雄蕊，无花柱的雌蕊以及被具短毛的硬毛子房。3.肋蕊绿绒蒿(M.pleurogyna)，拉萨绿绒蒿(M. lhasaensis)近缘种，二者相比新种叶片较狭，全缘，子房具4条纵肋。
随着研究技术的不断发展，分子手段被广泛应用于绿绒蒿属的分类学研究。Kirstin、Joachim[18-19]等采用PCR-AFLP技术研究罂粟亚科(Papaveroideae)系统发育时发现，绿绒蒿属和罂粟属(Papaver)都不是单源的，并且西欧绿绒蒿(M. cambrica)与亚洲的绿绒蒿种类及罂粟属构成并系关系。这说明西欧绿绒蒿更应归入罂粟属(Papaver)。袁长春[20]等对西欧绿绒蒿(M. cambrica)及其近缘类群ITS基因的序列结果表明，西欧绿绒蒿(M. cambrica)与罂粟属更具有亲缘关系，将其归入罂粟属更为合理。倪梁红、赵志礼[21]等通过应用核基因ITS和叶绿体psbA-trnHx序列发现了毛瓣绿绒蒿(M. torquata)、红花绿绒蒿、全缘叶绿绒蒿等5种绿绒蒿之间存在的变异位点，以此作为“欧贝”、“才温”类藏药的分类鉴定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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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绒蒿作为青藏高原地区特有的具有较高经济价值的植物，目前国内尚主要应用于传统藏医药[8]，同时因其具有较高的观赏性，也作为一种独特的珍惜高山花卉享誉海内外，具有宝贵的观赏价值和应用潜力。但由于种质资源不断缩减以及缺乏系统的人工栽培技术而难以大范围应用。
要实现绿绒蒿的科学保护与人工栽培，应首先了解其生态学习性如物候、生理、生长发育、传粉生态及其对青藏高原生理适应机理等。掌握其生态适应性是开展人工栽培(在人工环境下完成生活史)的前提。吴云等[22]针对全缘叶绿绒蒿传粉生态学的研究发现，全缘叶绿绒蒿存在不完全的雌雄异熟现象，且大部分个体存在“自动自交”，这可能是长期适应高寒环境下较低传粉者活跃度的结果。此外，人工自交授粉实验[22]结果表明全缘叶绿绒蒿在自然状态下座果率明显低于人工授粉，这说明自然状态下全缘叶绿绒蒿存在花粉失活、败育等限制因子。在后续的人工栽培工作中需要引起注意。
国内在绿绒蒿人工栽培方面对其种子萌发的研究相对较多，达清璟[23]等通过对多刺绿绒蒿(M. horridula)种子透水性和浸提物活性的测定及GA3、IAA等的浸泡实验得出其种子中的内源抑制物是影响休眠的一个因子，且适量GA3可以打破其休眠使其萌发。陈红刚[24]等发现全缘叶绿绒蒿种子的休眠模式为物理休眠与生理休眠共同作用的双重休眠，且浓硫酸加以适宜浓度的GA3处理可以解除休眠，提升种子发芽率。屈燕[25]等通过对总状绿绒蒿种子萌发环境的温度、湿度、光照条件进行控制。得出恒定适宜条件比模拟自然条件更利于其萌发的结论。廖捷敏[26]通过将全缘叶绿绒蒿种子置于各个温度梯度下测定其萌发率及酶活性变化，发现在20 ℃的环境下最适宜其种子萌发。
绿绒蒿的幼苗生长方面，王盖[27]等分析了总状绿绒蒿的种子萌发特性及温度对其幼苗的生理特性影响，结果表明其具有较强的低温抗性而不耐高温。Sulanman[28]对喜马拉雅、锡金附近的19个野生绿绒蒿居群进行了调查，包括的绿绒蒿为锥花绿绒蒿(M.paniculate)、多刺绿绒蒿(M.horridula)、绒毛绿绒蒿(M.villosa)、单叶绿绒蒿(M. simplicifolia)，发现这19个居群分布在比较潮湿的缓坡地以及流石滩和高寒草甸，海拔3 090 m～5 484 m，坡度0°～60°，年平均降水100 cm～350 cm，每年冰雪期为10月到次年2月；各个样地草本、灌木、乔木的组成比例各不相同，但从丰富度、密度、频度3个指标来说，都是草本比较高。且除温带针叶林外另外两种植被类型较为开放，透光性较好。这可能是因为1.绿绒蒿被某些因子限制在流石滩、高寒草甸等木本植物难以生长的环境。2.绿绒蒿在面对与木本植物竞争阳光及其他资源这一逆境时采用了避逆性对策。
绿绒蒿对土壤条件要求较高，Sulanman[28]总结其生境的土壤均为较为潮湿的黏土或淤泥，含有丰富的有机质，pH在3.41到5.91之间。钙元素、钾元素、磷元素的含量都比较高。研究表明，绿绒蒿蓝色花、紫色花的形成与其生境土壤中含量丰富的铁离子、锰离子有关[29]。由以上论述可知，绿绒蒿偏向于湿度较高、PH偏酸性且电解质含量高，营养成分丰富的土壤。
温度方面，Still等[30]在2003年进行了两种绿绒蒿；红花绿绒蒿和藿香叶绿绒蒿的温度、光照控制实验。生长在昼温平均10 ℃、夜温平均7.2 ℃的组要比生长在昼温平均21.1 ℃、夜温平均18.3 ℃的组状态更好，干重更大，开花的质量也更高。野外调查发现野生的绿绒蒿有些甚至会在其生境积雪覆盖的时候开花，这说明绿绒蒿更适应低温环境而高温环境会影响其正常生理过程[30]。通过分析绿绒蒿在不同温度下光合作用相关生理特征发现[30]，相对高温环境（30 ℃）下其光合产物积累会明显下降，绿绒蒿正常的生长发育需求难以满足。因此在后期向低海拔地区进行绿绒蒿引种栽培时应设法解决夏季高温问题。
光照方面，野生绿绒蒿一般生长在较为空旷的流石滩、缓坡等光照相对充足的地方，且其株高与光照有关。Norton对藿香叶绿绒蒿(M. betonicifolia)进行了温度、光照的控制实验。通过设置8 h光照+6 ℃、16 h光照+17 ℃、8 h光照+17 ℃、16 h光照+6 ℃共四组以观察其开花质量、花期、形态建成等对于温度和光照的适应性。结果表明8 h光照+6 ℃组无法正常开花，16 h光照+6 ℃组开花较晚但花期最长，16 h光照+17 ℃组开花最早，花期稍短，8 h光照+17 ℃组开花较早，花期最短。可以看出，在相同的温度条件下，长光照显然更有利于绿绒蒿的生存和繁衍[31]。且在后期园林应用上可通过光照延长花期。此外，绿绒蒿生长在海拔较高的地区，空气稀薄，其所受光照中低波长的成分较高，适当的蓝光照射可能更有利于其生长发育。
综上所述，绿绒蒿的正常生长所需条件可归纳为较长的光照时间、偏低的温度、腐殖质丰富的土壤以及较多的水分。且绿绒蒿样地都处于其他植被较少，病虫害难以发生的环境下。推测绿绒蒿在生态系统中的竞争力以及对病虫害的抵御能力并不强。因此，在后续人工栽培中应注意及时除草、除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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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绒蒿在化学成分和药理学方面研究资料相对丰富。尚小雅、程芳[32-33]等人通过研究发现绿绒蒿中含有威尔士绿绒蒿定碱、脉奎宁、甲氧基淡黄巴豆亭碱、黑水罂粟碱等16种生物碱成分。尚小雅、李冲、张承忠等[34]的研究发现绿绒蒿中含有的黄酮类物质包含槲皮素、双氢槲皮素、华中冬青黄酮等14种黄酮类化合物。文喜艳、王兰霞、郭玫[35]等通过紫外分光光度法，以芦丁为对照测定了五脉绿绒蒿、全缘叶绿绒蒿的总黄酮含量，以罂粟碱为对照测定了这两种绿绒蒿的总生物碱含量。徐达宁[36]等人的研究发现绿绒蒿中含有的挥发油类化合物有丁二酸二乙酯，辛酸，苯−丁−2−酮−Butanone，壬酸，2−甲氧基−4−乙烯基−苯酚，2−胺基−苯甲酸甲酯等数十种挥发油类化合物。吴海峰[37]等采用水蒸气蒸馏法提取全缘叶绿绒蒿，多刺绿绒蒿(M. horridula)，五脉绿绒蒿中的挥发油，并通过GC-MS技术分离算得相对含量。徐达宁，陈湘宏等[36]的研究分别采用了水蒸气蒸馏法、超声波提取法、超临界CO2萃取法制备五脉绿绒蒿的挥发性部位，并采用GC-MS技术分析萃取物化学成分。从3种不同方法制备的五脉绿绒蒿挥发油中共鉴定出78种化合物。其中水蒸气蒸馏法鉴定出46种化合物，超声提取法鉴定出38个，超临界CO2萃取法鉴定出33个。向海燕等[38]对全缘叶绿绒蒿、五脉绿绒蒿等6种的水分、灰分、浸出物进行了测定，结果为这6种绿绒蒿水分含量在7.47%～13.81%之间，总灰分含有量在7.19%～20.13%之间，酸不溶性灰分在1.2%～11.21%之间，醇溶性浸出物含有量在12.37%～33.81%之间。总的来说，绿绒蒿属植物的主要化学成分包括生物碱类、黄酮类、挥发油、以及一些微量元素。且不同种之间的化学成分差异较大。
药理作用方面，郭玫、郭世民等[39]以醋酸致小鼠扭体实验研究了五脉绿绒蒿的药理作用，最后结果表明其醇溶性部分具有镇痛的作用。郭世民等[40]使用总状绿绒蒿的95%乙醇提取物通过剂量梯度的模式对气虚小鼠灌胃给药，不同梯度给药条件下的小鼠爬杆时间出现显著差异，给药量大的小鼠爬杆时间高于给药量小的小鼠。这说明其提取物具有提高抗疲劳能力的药理作用。郭世民[40]等采用番泻叶致小鼠腹泻，然后采用不同剂量的总状绿绒蒿95%乙醇提取物给药，发现其乙醇提取物具有显著的止泻作用。综上，绿绒蒿具有镇痛、止泻、保肝、抗疲劳等药理作用。
2.1. 分类学研究
2.2. 人工栽培研究现状
2.3. 化学成分及药理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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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西藏地区对绿绒蒿属植物的开发利用历史悠久，公元8世纪的藏医古籍《月王药诊》就有绿绒蒿入药的记载[8]。目前对绿绒蒿的研究利用也主要集中在化学成分及药理作用上。园林应用仍有待进一步研究，同时，绿绒蒿种质分布情况、群落生态、植物地理学等基础研究资料较少，许多其他基础领域研究仍处于缺失状态[8]。有必要在完善现有研究成果的同时大力推动基础学科领域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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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Prain首先提出的绿绒蒿属分类系统将其分为2组9系，后Fedde于1909年、1936发表了两版绿绒蒿属分类系统，分别记载28种、36种。后G.Taylor、Grey-Wilson等人在此基础上进行更新。至2014年Grey-Wilson发表的绿绒蒿分类系统记载该属已达78种[1]。而目前对绿绒蒿属整体的种质资源情况仍不清晰，可能有许多种还处于待发现或被误判为其他种。在野外调查的过程中应多注意多观察，留意其形态差别，以求加强对该属植物从分类学到生态学的认识。同时，近年来植物分类学越来越多的开始借用分子学手段[21]，并根据其遗传特征进行分类。可在形态学分类基础上，利用分子手段辅助该属植物的鉴定和更科学完善的分类系统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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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绒蒿观赏价值较高，每种绿绒蒿花型、花色、花序等形态特征各有不同，可满足不同园林配置需求。且绿绒蒿是世界四大高山花卉之一，也是西藏文化中“格桑花”的原型[14]，具有较高的文化价值。推动绿绒蒿的园林应用有利于解决目前园林绿化设计普遍存在的景观同质化、缺乏文化内涵等问题[11]。
绿绒蒿园林应用研究目前仍处于较初级的阶段，且因缺乏成熟的人工栽培技术体系，对各环境要素的生态适应性研究尚不完善，难以开展其园林应用。目前了解绿绒蒿生长的适宜条件主要停留在野外调查等方式。Sulanman、Yoshida、Norton[28-29,31]等人研究得到绿绒蒿适宜条件大致为较长光照、低温、腐殖质丰富的偏酸性土壤以及较多的水分。可在此基础上针对绿绒蒿的生态适应性分析其各个生理生化指标对环境的响应，得到其多维空间生态幅，从而建立相对有效的栽培技术体系并加以实践。
目前国内绿绒蒿生态适应性研究集中于种子萌发阶段，仅北京植物园、西藏自治区藏医院等个别研究单位有尝试人工栽培绿绒蒿植株的报道。且范围集中在有限几个种。未来应扩大研究范围，获得更多种群的资料，有利于筛选出其中有突出价值的种类进行深入研究。同时应推进绿绒蒿的生态适应性实验研究，为其人工栽培及后续园林应用研究打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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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8世纪的藏医古籍《月王药诊》中所记载的“刺儿恩”、“木琼”、“阿夏择哦”、“欧贝”等均为绿绒蒿属植物，后世的许多藏医药典籍如《四部医典》、《晶珠本草》等均对它们的外观、入药部位、主要功效等有详细记载[8]。
至21世纪的今天，医药领域研究者已经开展了大量有效化学成分、药理作用方面的研究[41]。其主要成分如生物碱类、黄酮类、挥发油类以及微量元素的种类、含量、提取工艺等已比较清晰。药理作用方面则可以结合传统藏药典籍进行更广泛深入的研究，发掘绿绒蒿属植物特殊的药用价值，造福人类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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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绒蒿属植物大多数分布于青藏高原及其毗邻地区。青藏高原生态环境特殊，其独特的地理气候条件使得该地区环境具有明显的高寒特征。该环境生态系统稳定性较差，生态平衡易受破坏且难以恢复[42]，因此这部分绿绒蒿群落极易因外部干扰及气候变化等遭受破坏。而部分分布于低海拔地区的绿绒蒿如五脉绿绒蒿、大花绿绒蒿[9]等多生长于坡地、溪边、路边等易受人类干扰的生境下，随着近年来传统医药的兴起其种质资源也面临一定的威胁。
近年来由于人类活动范围扩大对绿绒蒿生境造成的破坏以及大规模的开采利用，绿绒蒿属整体种质资源不断缩减，个别种濒临灭绝。而目前对于绿绒蒿的种质分布状况、种质资源库建立等基础研究资料较少且零散。建议尽快完成绿绒蒿种质资源分布及生长情况的普查，建立绿绒蒿种质资源库并制订保护政策，以保护其物种及遗传多样性。
综上所述，目前绿绒蒿研究最主要的问题在于种质资源状况不清晰和基础学科领域研究不足。因此关于其群落生态学、植物地理学、生态适应性等基础领域需要更大的科研投入[8]。同时，对绿绒蒿种质资源利用应合理适度，以阻止绿绒蒿种群规模不断缩减的趋势。并对绿绒蒿种质资源的分布和利用现状进行普查，从而制定相应的保护措施。
此外，国外对于绿绒蒿的人工栽培相对较早，英国的皇家园林邱园(Royal botanic gardens，Kew)、爱丁堡植物园(Royal botanic garden，Edinburgh)以及日本的高山植物园均有人工种植绿绒蒿的案例[4]。可总结学习其经验教训，推动人工栽培技术研究实现绿绒蒿种质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让绿绒蒿这一美丽的“高山精灵”更好的为人类园林文明增光添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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